蒲松龄农桑经的农业管理学文献价值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生于明代崇祯十三年，即公历1640年，卒于清代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历1715年，是我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文学家，世称“聊斋先生”。他屡次参加科举，却终生不第，几乎终生穷困潦倒地生活在山东农村，著“孤愤之书”［1］3，成就《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在国内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在国外，也已被译成多种外语，广泛流传。蒲松龄不仅文学成就斐然，而且在农学著述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的农学著作主要是《农桑经》，另有一些涉及到农业的诗文或篇章，主要有《秋灾记略后篇》［2］49、《蝗来》［2］530、《捕蝻歌》［2］531，《日用俗字》中的《庄农章第二》［2］744和《养蚕章第三》［2］746。

《农桑经》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曾在作者家乡淄川及周边地区广泛流传，分为《农经》和《蚕经》两大部分，《农桑经序》曰：“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2］768具体包括《农经》七十一则，《蚕经》二十一则，《补蚕经》十二则，《蚕祟书》二十七则，《种桑法》十则。

《农桑经》蕴含着丰富而极具实践性与指导意义的农学思想，这也是目前学者们研究着力较多的方面；此外，笔者经过细致研读，发现书中还蕴含有较为系统的农业管理学思想，该书具有一定的农业管理学文献价值。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加以分析和论述。

目前，关于管理的定义多种多样，“管理定义的多样化，反映了人们对管理的多种理解，以及各自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特色。……在总体上对管理实质内容的认识还是共通的。”［3］5周三多认为，“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3］5。但管理并不只存在于组织中，某人为将来的自己能够更好而进行的自我管理也应属于管理的范畴。因此，本文试将“管理”的内涵解释为：个人或组织为了更好地实现某种预期目标，而进行的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管理活动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工业、农业、企业、旅游、人力资源等，这体现的是其普遍性。不仅如此，管理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可以说管理是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同步的。农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管理既有国家、政府组织开展的，也有民间、个人自发开展的。周方高的《宋代农业管理若干问题研究》一书就是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就宋代农业管理的四大问题［4］1进行了全面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宋代国家机器对农业进行管理的详细情况。而蒲松龄的《农桑经》是一部作者自发撰写的著作，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在能够很好地指导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体现了作者不自觉的农业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存在于《农经》部分，大都可以条分缕析地单独进行研究，具有农业管理方面的文献参考价值。下面逐一进行详细论述。

一、人的方面：对佃农、雇工的管理

既然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那么，对于人的管理就是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封建社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主要是佃农和雇工（长工和短工），对他们的管理是农业管理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蒲松龄《农经》中对佃农、雇工的管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确定“勤谨、良心未丧”的用工标准，且主人要亲自过目把关

《农经》将一年的农业生产活动按月分写，从“正月”到“九月”，每月下列出若干条农事活动。蒲松龄在开篇的《正月》中开门见山地点明了选择佃农的标准：“择其勤谨良心未丧尽者。”［2］769初见“良心未丧尽”，不免令人感觉太过严苛。然而细想一下，蒲松龄常年生活在农村，虽不亲事躬耕，但对农业生产应是十分熟悉的，而且他的后代大多从事农业，他写给儿子们的诗《示诸儿》中有云：“人生各有营，岂必皆贵官？但能力农桑，亦可谋豆箪。”［2］660因此，长期生活在农村的蒲松龄对于偷奸耍滑磨洋工的佃户、雇工应是司空见惯的。在《四月》“雇工”条下说：

世间有良心者少，雇人耕耘，要自己过眼。有种奸类，饱餐饼饭，偃卧乘凉，半日方起，草草了事：耕则隔尺一犁，耘则隔尺一拉；禾根犹在地内，草根尚长田中。按日以数报主人。如遇此等，即当立刻逐去。又有耘田者，只用心于四围，以防主人陇头之望；数尺以里，则地皮未曾经锄角。此等岂不可诛！要皆主人不细心经眼之过，即力田不得辞劳也。［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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