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农桑经的农业管理学文献价值(2)

蒲松龄在这一条中对偷懒雇工的描写简直不亚于他的《聊斋志异》故事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鲜活生动地描写了两类雇工：一是吃饱饭在地里乘凉，应付了事；二是只锄田地的四边，里面不锄，应付主人在地边上的检查。对于这两类雇工，蒲松龄皆有“判词”，前者“当立刻逐去”，后者“岂不可诛”。若对农村各种佃农、雇工的工作态度和方式毫不熟悉，是不可能有如此生动的描述的，蒲松龄说“世间有良心者少”，可见，偷奸耍滑的雇工是普遍存在的。此等雇工，人人恨之，无怪乎蒲松龄会用“良心未丧尽”“有良心者少”等语词。在这段话中，蒲松龄强调主人自己要“过眼”“经眼”，足见他在确定了“勤谨、良心未丧尽”的用工标准后，还要求主人亲自过目把关，这是因为种田“不得辞劳”之故。

2.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充分提高生产效率

管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预期目标，农业管理则需要通过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充分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增产增收的预期目标。蒲松龄在《五月》中记述了麦收过程中的人力资源分配。麦收主要有五个环节，分别为：刈麦、晒麦、垛麦、打麦、晒粒［2］776。其中的后四条都涉及到了对佃农、雇工的工作分配。在未实现机械化收割的年代，麦收的确需要分工与合作。在笔者生活的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河北平原的麦收工作全靠人力，以一己、一家之力根本无法完成。“麦收”在石家庄东部地区称作“过麦”，需要三四家合作，这种合作贯穿于收割、打场、运麦个儿、晾晒、碾轧、扬场、运输等各个环节。在生产力相对较低的清代，麦收时的分工合作更加重要。

“晒麦”条曰：

麦五亩只用一人。辰前场中无麦，可使坡中助割，或担粪入栏。待麦运场上，而后酌用人之多寡，分别渐次调去，不可坐待麦晒。［2］777

此条是说晾晒五亩地产出的麦子只需一人完成。早上麦子还没运到麦场中时，负责晒麦子的人不能闲着，可以暂时派去帮助割麦子或担大粪。麦子运到麦场后，再根据需要逐渐往麦场调人。即不能有人力闲置，要充分利用。

“垛麦”条曰：

大约垛可得二三十石，只用七八人；辰前扫场，只得一二人；余人皆令他做。饭后挑麦晒，可用三四人。翻麦不许停手。直待日夕上垛，方使全人俱来。［2］777

麦子运到麦场后要先垛起来，渐次晾晒。垛大约能出二三十石麦粒的麦子只需要七八人；早晨打扫麦场，只要一二人，其余的人都另为分配其他工作。饭后晒麦子需要三四个人，他们要一直翻晒麦子，傍晚才让所有负责晒麦子的人来把摊开的麦子重新垛起来。

“打麦”条曰：

约打二十石，止用七八人。除搒牛马者，余令担粪，或锄红花，直待起掠，方令齐来。［2］777

打二十石麦粒只需七八个人，除了牵牛马的人都去担大粪或锄红花，等到扬场时，才让他们都来。《二月》“红花”条中的“锄宜晒麦时”与此条中的“或锄红花”相呼应。

“晒粒”条曰：

用人相囤，远近约五六石，可用一人运完。场中止留一二人，余令他作。［2］777

五六石麦粒只需一人就可运回入仓，麦场只留下一两人即可，其他人另外分配工作。

从以上四条所述，可以看出蒲松龄对于农业生产的程序，尤其是麦收工作是十分熟悉的，对于一定工作量的农活所需要的用工人数也是了熟于心的。他认为，某项工作除所必需的工人，其余的闲置劳动力都应先安排其他工作，这种时间上和人数上的精密安排已经颇有些统筹学的意味。当然，这也是站在雇主、土地拥有者的角度上来考虑的。笔者认为，不可用阶级性、阶级立场等观点来衡量蒲松龄的主张，因为不管在什么时代，雇主都会要求雇工努力工作，创造最大化的价值，这既是合法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3.制定佃农、雇工工作的质检标准

《农经》中涉及到检验佃农、雇工工作质量的有三条：

《二月》“劚地边”条曰：

工人至晚，必将所治之草，令各携归，验其勤惰，亦可晒作柴薪。［2］770

这条标准是说晚上工人要把自己锄的草带回来，以其多少来判定工人是勤劳还是懒惰。

《四月》“豆种”条曰：

命佃人妇各携箕来，将豆种破碎兔丝拣极净，收藏待用。其折耗之数，佃人认之。［2］775

这条标准是说豆种的损耗要由佃农承担，实际上是一条检验和督促佃农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的标准。

文章来源：《山西农经》 网址: http://www.sxnjzzs.cn/qikandaodu/2021/0413/9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