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情缘：追忆我与王庭栋同志交往的18年

2010年12月23日上午8点40分，我正在太原参加2011年度重点图书选题论证会，突然接到丁永平同志的电话，惊悉王庭栋主任21日逝世，定于26日在永安殡仪馆火化，让我速找《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两本书中庭栋主任的照片。顿时，我的脑海一片空白，心情十分沉重，甚至不敢相信庭栋主任离开我们的事实。开会的心思荡然无存，2010年5月26日庭栋主任在山西经济出版社成立2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音容笑貌不断在眼前浮现，沉浸在我们相识、相知、相交18年的往事之中。追忆庭栋主任几十年来为农业、农村、农民鼓与呼；在领导山西农村改革发展中作出的卓越贡献；爱才识才，提携培养年轻人；谦虚蔼然，平易近人，严谨自律，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思念之情难以言表，想说的话很多，很多…… 1982年8月，我自山西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山西农业科学》编辑部工作。那时，虽然与王庭栋同志还未曾谋面，但对他并不陌生，常看到他的文章。他作为山西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在《山西农业科学》上发表重要的指导性文章。 1983年第三期发表《满腔热情的领导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1984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连续两期发表《山西农村改革方兴未艾》。 1986年第十二期发表《攀登九十五亿公斤粮食新台阶》。 1987年第九期发表《依法治种》。 1987年第十一期发表《从王公庄粮食持续高产稳产探讨山西商品粮基地的发展途径》。 我们年年盼望他赐稿，这几乎成为习惯。通过文章，我已经对王庭栋同志“熟悉”了。王庭栋这三个字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 1993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王庭栋同志相识，从此结下了深厚情谊。当年冬天，王庭栋同志需要出版一本关于农业经济的书，也许是出于对我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现任农业经济编辑室主任的考虑，时任山西经济出版社社长陈宇华将此重任交给我。我才得以有幸与王庭栋同志相识。 这部书名为《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农村经济改革的切身经验》。书稿书写工整、打印整齐、排列有序、井井有条，一部分内容我比较熟悉，甚是高兴，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初审书稿后感到，内容很丰富，史料翔实，结合山西实际，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热点难点重大问题。既有经验总结，又有教训汲取；既有实践感悟，又有理论升华。均是作者亲身经历实践的经验体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农村改革轨迹的真实写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出版。只是觉得书名有待推敲，不如用“我的农经观”或者“王庭栋论山西农村经济改革”或者“王庭栋论山西农业经济”。为慎重起见，又冒昧地给王庭栋主任写了一封信。不料一周后，王庭栋主任由李广禄秘书陪同，径直来到山西经济出版社找我。当时办公地在并州北路11号，条件较差，4位编辑拥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加之编辑部书多，书稿堆积，谈话不便。山西省新闻出版局贾鸿鸣局长闻讯赶来，让庭栋主任到局会议室，他执意不去。后来在隔壁陈宇华社长办公室，庭栋主任就书稿给我讲了近两个小时。他说：“为什么叫这个书名？因为这确确实实是我的切身体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全力投入农村改革，主要目标是在解决农民温饱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进农村结构变迁，促进农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在农村改革中，山西干部队伍主要解决解放思想和调查研究两大问题。解放思想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的思想要率先解放。调查研究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敢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事实证明：谁调查研究，谁的思想就更解放……”我明白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也深刻理解了庭栋主任《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农村改革的切身经验》书稿的深刻含义。 本书收录了王庭栋同志1979年至1984年这段时间内的文章、讲话、考察报告，共55篇，26万多字。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亲自作序。他说：“我和庭栋同志在40年代相逢于太行抗日根据地。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农村工作，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改善农民地位，转换农村面貌，几十年如一日，执著追求，奋斗不息。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几次制度变迁。在工作中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这种经验具有切身感受的直接性，不论个人成长，还是党的成长，都有赖于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营养和教益。”评价恰如其分。本书1994年5月出版后，8月11日，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在太原市召开了《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出版座谈会。山西省农口的领导、专家学者、出版界、新闻媒体近百人出席，可谓是一次山西农经界高层峰会，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该书此后又重印，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时隔10年，2004年3月，王庭栋同志又一部新作《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三农”问题的实践与思考》在我社出版。不同的是，我由责任编辑变成终审（本书责编由郭立群同志担任），庭栋主任没有来出版社，而我们多次登门商量求教。因为10年来，我们由相识到相知，由上下级关系、长晚辈关系、作者与出版者关系，变成忘年之交、师生之交、不分彼此了。不仅与庭栋主任、丁永平秘书，也与杜兰主任、援朝兄熟悉了。我又一次有幸从头至尾经历本书的出版过程，又一次有机会多次聆听庭栋主任的教诲，涉及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方方面面，受益匪浅。 本书仍沿用“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主标题，是《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农村经济改革的切身经验》的姊妹篇。收录了作者84篇文章，共计23万字，内容分为7篇，既有理论研究与探索，又有史料、文献的集纳和汇整。在理论探索方面，作者倾注浓墨在农业产业化、农村生产力、农业科技等诸多与“三农”相关的方面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且这种研究是基于实践的基础上，有鲜明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有指导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意义，体现了政策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时间的宽度和语言的纯度。尤其是《感受最深的是要正确对待农民》一文给我印象深刻，他说：“回想参加革命60多年的经历，感受最深的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结跃然纸上。这与杜润生同志关注农民、做中国农民代言人的实践与宏愿不约而同。我为庭栋主任的“三农”情缘所感染、折服、激励，进而仿效，为立志做一个“三农”代言人而自豪！ 2010年2月4日，我去庭栋主任家送书，他告诉我又计划出版第三本书，并且拿出部分资料给我看。我很赞赏，88岁高龄的老人仍孜孜追求，不懈耕耘，不断进取，志存高远，精神可嘉。我回答您准备好时请告知。没想到此次见面竟成了我们商谈“三农”图书编辑出版的最后一次。 2011年4月14日上午，杜兰主任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我放下电话即去。一进客厅，仿佛庭栋主任一会儿就要从二楼下来在客厅与我们见面，他不会就这样告别！刚一坐下，援朝兄拿来几页纸对我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这几页纸与出书有关，让我辨认。共五页，第一页上写着“赵建廷编印书”六个字，其余几页是关于出书的一些要求。这正是庭栋主任生前与我说过的未完成的书稿内容。史料珍贵，复印件交我保存参考，这是庭栋主任最后的遗愿。 庭栋主任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情系“三农”、关注农民的情怀，调查研究、解放思想的方法，爱才识才、无私荐才的品德，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2010年12月23日上午8点40分，我正在太原参加2011年度重点图书选题论证会，突然接到丁永平同志的电话，惊悉王庭栋主任21日逝世，定于26日在永安殡仪馆火化，让我速找《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两本书中庭栋主任的照片。顿时，我的脑海一片空白，心情十分沉重，甚至不敢相信庭栋主任离开我们的事实。开会的心思荡然无存，2010年5月26日庭栋主任在山西经济出版社成立2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音容笑貌不断在眼前浮现，沉浸在我们相识、相知、相交18年的往事之中。追忆庭栋主任几十年来为农业、农村、农民鼓与呼；在领导山西农村改革发展中作出的卓越贡献；爱才识才，提携培养年轻人；谦虚蔼然，平易近人，严谨自律，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思念之情难以言表，想说的话很多，很多……1982年8月，我自山西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山西农业科学》编辑部工作。那时，虽然与王庭栋同志还未曾谋面，但对他并不陌生，常看到他的文章。他作为山西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在《山西农业科学》上发表重要的指导性文章。1983年第三期发表《满腔热情的领导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1984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连续两期发表《山西农村改革方兴未艾》。1986年第十二期发表《攀登九十五亿公斤粮食新台阶》。1987年第九期发表《依法治种》。1987年第十一期发表《从王公庄粮食持续高产稳产探讨山西商品粮基地的发展途径》。我们年年盼望他赐稿，这几乎成为习惯。通过文章，我已经对王庭栋同志“熟悉”了。王庭栋这三个字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1993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王庭栋同志相识，从此结下了深厚情谊。当年冬天，王庭栋同志需要出版一本关于农业经济的书，也许是出于对我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现任农业经济编辑室主任的考虑，时任山西经济出版社社长陈宇华将此重任交给我。我才得以有幸与王庭栋同志相识。这部书名为《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农村经济改革的切身经验》。书稿书写工整、打印整齐、排列有序、井井有条，一部分内容我比较熟悉，甚是高兴，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初审书稿后感到，内容很丰富，史料翔实，结合山西实际，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热点难点重大问题。既有经验总结，又有教训汲取；既有实践感悟，又有理论升华。均是作者亲身经历实践的经验体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农村改革轨迹的真实写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出版。只是觉得书名有待推敲，不如用“我的农经观”或者“王庭栋论山西农村经济改革”或者“王庭栋论山西农业经济”。为慎重起见，又冒昧地给王庭栋主任写了一封信。不料一周后，王庭栋主任由李广禄秘书陪同，径直来到山西经济出版社找我。当时办公地在并州北路11号，条件较差，4位编辑拥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加之编辑部书多，书稿堆积，谈话不便。山西省新闻出版局贾鸿鸣局长闻讯赶来，让庭栋主任到局会议室，他执意不去。后来在隔壁陈宇华社长办公室，庭栋主任就书稿给我讲了近两个小时。他说：“为什么叫这个书名？因为这确确实实是我的切身体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全力投入农村改革，主要目标是在解决农民温饱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进农村结构变迁，促进农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在农村改革中，山西干部队伍主要解决解放思想和调查研究两大问题。解放思想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的思想要率先解放。调查研究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敢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事实证明：谁调查研究，谁的思想就更解放……”我明白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也深刻理解了庭栋主任《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农村改革的切身经验》书稿的深刻含义。本书收录了王庭栋同志1979年至1984年这段时间内的文章、讲话、考察报告，共55篇，26万多字。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亲自作序。他说：“我和庭栋同志在40年代相逢于太行抗日根据地。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农村工作，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改善农民地位，转换农村面貌，几十年如一日，执著追求，奋斗不息。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几次制度变迁。在工作中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这种经验具有切身感受的直接性，不论个人成长，还是党的成长，都有赖于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营养和教益。”评价恰如其分。本书1994年5月出版后，8月11日，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在太原市召开了《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出版座谈会。山西省农口的领导、专家学者、出版界、新闻媒体近百人出席，可谓是一次山西农经界高层峰会，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该书此后又重印，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隔10年，2004年3月，王庭栋同志又一部新作《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三农”问题的实践与思考》在我社出版。不同的是，我由责任编辑变成终审（本书责编由郭立群同志担任），庭栋主任没有来出版社，而我们多次登门商量求教。因为10年来，我们由相识到相知，由上下级关系、长晚辈关系、作者与出版者关系，变成忘年之交、师生之交、不分彼此了。不仅与庭栋主任、丁永平秘书，也与杜兰主任、援朝兄熟悉了。我又一次有幸从头至尾经历本书的出版过程，又一次有机会多次聆听庭栋主任的教诲，涉及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方方面面，受益匪浅。本书仍沿用“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主标题，是《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农村经济改革的切身经验》的姊妹篇。收录了作者84篇文章，共计23万字，内容分为7篇，既有理论研究与探索，又有史料、文献的集纳和汇整。在理论探索方面，作者倾注浓墨在农业产业化、农村生产力、农业科技等诸多与“三农”相关的方面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且这种研究是基于实践的基础上，有鲜明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有指导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意义，体现了政策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时间的宽度和语言的纯度。尤其是《感受最深的是要正确对待农民》一文给我印象深刻，他说：“回想参加革命60多年的经历，感受最深的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结跃然纸上。这与杜润生同志关注农民、做中国农民代言人的实践与宏愿不约而同。我为庭栋主任的“三农”情缘所感染、折服、激励，进而仿效，为立志做一个“三农”代言人而自豪！2010年2月4日，我去庭栋主任家送书，他告诉我又计划出版第三本书，并且拿出部分资料给我看。我很赞赏，88岁高龄的老人仍孜孜追求，不懈耕耘，不断进取，志存高远，精神可嘉。我回答您准备好时请告知。没想到此次见面竟成了我们商谈“三农”图书编辑出版的最后一次。2011年4月14日上午，杜兰主任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我放下电话即去。一进客厅，仿佛庭栋主任一会儿就要从二楼下来在客厅与我们见面，他不会就这样告别！刚一坐下，援朝兄拿来几页纸对我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这几页纸与出书有关，让我辨认。共五页，第一页上写着“赵建廷编印书”六个字，其余几页是关于出书的一些要求。这正是庭栋主任生前与我说过的未完成的书稿内容。史料珍贵，复印件交我保存参考，这是庭栋主任最后的遗愿。庭栋主任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情系“三农”、关注农民的情怀，调查研究、解放思想的方法，爱才识才、无私荐才的品德，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文章来源：《山西农经》 网址: http://www.sxnjzzs.cn/qikandaodu/2020/0529/3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