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庭栋追忆一位老一辈领导者的品德风范(2)

1982年元月7日至10日，研究室在太原召开了第二次课题协调会。王庭栋书记到会亲切地看望了特邀研究人员，一一问好。他充分肯定了研究室成立以来取得的成果，并指出当前协作攻关的重点和方向。他说：当前的问题是，在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农民近期的生产目标由自给性生产转移到追求商品性生产，农村中蕴藏着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开展多种经营的决策，是抓住了搞活农村全局的一个环子，也是实现我省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突破口。据此，我们会议确定了1982年协作攻关的总课题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技术经济战略研究。到会讲话的还有省委常委、副省长霍泛，省农委副主任范履端、阴发祥，省科协副主任袁吉平、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王守贤，以及农口各厅、局、院的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1983年成立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特邀研究人员全部转为中心的特邀研究员。所确定的攻关课题也同时全部列入中心的研究课题计划。这样，就在王庭栋书记协调指挥下，为我省农经学界构建了两条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绿色通道”，即社团的群众性学术团队和政府的专业性咨询团队。他引导、凝聚和调动了当时像我们这一辈五十岁左右的学术带头人和政策研究专家，都有一股想把过去耽误的时光夺回来的急迫心情，恰好再遇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决策环境和生态氛围，就倍加热情焕发，一心敬业，艰苦奋斗。围绕我们这些人，又培养带领着一批三十岁左右的中青年学者和专家，他们这一辈比我们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潜力。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共捉入笔，共建农经学科事业，共同向党和政府进言献策的蓬勃向上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百家争鸣、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的学术繁荣的景象。这就是我省农经学科事业进入“黄金”时期的主要特征。

王庭栋是我国著名的农村政策理论专家。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同志为他1994年出版的《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农村经济改革的切身经验》（下简称《调查研究》）作序中评说：王庭栋同志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农村工作，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改善农民的地位，转换农村面貌，几十年如一日，执著追求，奋斗不息。经历土地革命、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几次制度变迁！在工作中，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这种经验具有切身感受的直接性，不论个人成长，还是党的成长，都有赖于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营养和教益。我省农经学界学者和专家就是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营养和教益，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王庭栋主任就是引领我们深入农村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感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指导老师。他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和精辟论点，深刻地影响过我们的政策理论思维。譬如关于要正确对待农民的观点，他回顾“反右倾”的历史教训时说：不论那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农民的关系好，困难就容易克服，事业就大踏步前进。我们要十分珍重我党历史上对农民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创新成果。共产党的干部，始终是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任何时候都不能站在农民头上欺侮农民，剥夺农民，不能与农民争利，不能坑害农民，仍然要敢于同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在农村工作中，不管取得多大成绩，切忌虚报浮夸，搞形式主义，这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甚至要死人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啊！所以，他论断说：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譬如农村改革的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农民选择的观点，他在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在党中央精神的激励下，农民逐渐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典型创造层出不穷，专业户、重点户、科技致富户、户包治理小流域、家庭农场、林场、新联合体、劳力参股、股份合作开发农业等等，丰富多彩。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在农村工作上的良好效应，是党的群众路线生动活泼的体现。

譬如关于改革的阻力来自上面的观点，他针对“左”的错误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下达时，下面同志害怕层层挨整。显然，“左”的错误在领导，改革的阻力来自上面。因此，山西省委诚恳地告诉大家，在山西发生的问题，责任在省委，凡是由于上级规定的任务和政策不适当，上级干部瞎指挥，不允许下边实事求是，致使下级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一律由上级领导承担责任。

王庭栋主任还对我们进行言传身教式的具体指导。从我经历的几件往事，看得出他对后辈人的循循善诱、苦口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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